这是世界银行《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》系列解读的第二篇。第一篇讲的是马来西亚的宏观增长前景；本篇聚焦当前最复杂的外部变量：美国关税政策的走向，以及中国商品涌入东南亚市场所带来的双重压力。
关税风云：从“对等关税”到全球统一的10%
过去一年，美国的关税政策几经反转，企业因此难以制定长期规划。
2025年，美国以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（IEEPA）为依据，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“对等关税”，大多数东盟经济体一度面临显著的出口压力。2026年2月，美国最高法院就这批关税的法律依据做出判决，相关税率随即被调整，替换为依据《贸易法》第122条征收的全球统一10%关税。这一新税率是临时措施，有效期至2026年7月。
对马来西亚出口商而言，当前多数商品的税率虽然比2025年的峰值明显回落，但整体仍高于2024年的水平。更重要的是，7月之后的走向仍是未知数。
“中国加一”优势正在缩小
过去几年，马来西亚受惠于美中贸易摩擦带来的供应链转移效应。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，促使不少买家和制造商将订单和产能转向东南亚。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泰国都是主要受益者。
但世界银行的分析指出，随着美国对华与对东南亚的关税差趋向收敛，马来西亚等国的成本优势正在减弱。马来西亚、蒙古和菲律宾经历了最大幅度的关税差收窄，从2025年高峰时的水平下降了5至10个百分点。差距虽然仍在，但已今非昔比。
这意味着，依赖“我们不是中国”这一竞争优势来吸引订单的马来西亚出口商，定价空间和议价筹码都在减少。
原产地规则：下一颗定时炸弹
关税差收窄已成为现实，而报告还指出了一个尚未引爆、但潜在影响更深的风险：原产地规则的收紧。
美国正在通过双边协议，要求更严格地追溯出口产品的原产地，以防止“借道转口”——即中国商品经由第三国稍作加工后，以东南亚产品名义出口到美国。
问题在于，马来西亚的部分主要出口产品，本身就高度依赖中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。报告特别指出，电脑与电子产品是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案例，其出口价值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供应链。一旦原产地规则进一步收紧，这些产品的出口资格可能直接受到挑战。
另一面：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本地市场
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，堵住了中国商品流向美国的一条路。但这些商品没有消失，而是转向了其他市场，包括东南亚。
自2017年以来，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额几乎翻了一倍，而对美国的出口则相对萎缩。中国对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出口中，中间品（即生产用原材料和零组件）占了大多数，从2020年约130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约250亿美元；消费品的增长则相对温和，维持在50至60亿美元左右。
对于从中国采购中间品的大马制造商而言，这其实是利好——供应更充裕，价格更有竞争力。但对于生产与中国成品直接竞争的本地企业，压力则是另一回事。报告引用越南的就业数据指出，进口消费品的增加与本地就业率的下滑呈现显著相关，这一逻辑在大马同样适用。
不确定性本身，就是一种成本
除了关税的直接冲击，报告还特别点出一个往往被低估的间接影响：政策不确定性本身对企业行为的抑制作用。
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2025年6月攀升至1997年以来的最高点，此后虽有所回落，但仍处于历史高位。研究发现，外部不确定性每上升一个标准差，东亚企业的投资增速和招聘计划都会显著放缓，效应还会通过供应链向上下游传导。这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下，企业更倾向于优先考虑资金流动性和灵活性，而非长期承诺。
随着不确定性的上升，企业会倾向于采用灵活性更强的用工方式，比如增加临时工。工资的下降则会滞后显现。研究指出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代价，远不止短期内的产出下滑，而是在数年内持续拉低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。
妙算点评
当前的贸易格局，对马来西亚企业呈现出不同的两张面孔。
出口端面临两层压力：关税差收窄削弱了“非中国”的竞争优势，原产地规则收紧则直接威胁依赖中国投入品的产品线的出口资格。这两者都是方向明确、细节待定的风险。现阶段最有价值的准备工作，是梳理自身产品的价值来源构成，识别出哪些环节的中国投入比例较高，提前评估合规缺口。这不是一次性的工作，而是需要持续跟踪原产地规则谈判进展的长期事项。
本地市场端，与中国进口消费品存在直接竞争的行业已经处于价格压力之下，且这一压力不会随着某一轮关税谈判的结束而消退。在定价、产品差异化和服务层面建立护城河，是比价格竞争更具持续性的应对路径。
